子宇的博客   2008-07-06

内容提要：本文以一个穿青人的视角和情感，阅读杨然博士的论文。读后感言，为自己也为别人，查缺补漏；还那些过去的历史一个真正的面貌，给那些不了解穿青人及其居住地的人们一个正确的方向标；澄清那些被人们歪曲、滥用和误解的历史事实和历史事件，但愿后继的学人不要继续再这样歪曲、误解和滥用。

关键词：穿青人 历史演变  械斗 民族歧视

前言：

       一个被体制边缘化的未定民族，它在今天人们的生活中，常常是很尴尬的，因为，经常被人们所遗忘、忽略，此为生活中的尴尬。暂且不说生活中的认识，仅表博士以此为选题做论文，其给人的感觉也仅仅是流于形式，做做而已，谁也没真正当回事，这也就是将其作为学术的一种尴尬。为此，于常人来说，做这样的小文章，常常是不屑的。因为，他们大多是做大事的人，此为其一；其二，对杨然博士洋洋几十万字的论文，我简单做这几点小小的质疑，也许只是九牛一毛，对其应该是毫发无伤的，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在今天的这个时代，都是非主流的东西。此类行径，在网络上折腾、折腾还可以，至于大雅之堂，要登堂入室，那是很困难的。为此，在本文中，将引出部分笔者感觉不是太为恰当的地方，以慰藉这个民族的灵魂。只有这样，才能使这个被放逐在苍苍乌蒙的崇山峻岭中的民族，不至于日夜飘荡；才能使这个被体制给边缘化、制度之外化的民族，不至于在他们世代生活的土地上，丢失了自己；才能使这个别人不承认自己名字的民族，不至于在面对自己、面对将来的时候，找不到慰藉自己心灵的东西；才能使这个游走在二十一世纪的民族，不再面临今天的尴尬！作为一个穿青人，于我来说，在今天的这个体制之下，面对自己的民族，能做到的，恐怕只有这些了。

正文：

       杨然博士的论文，从总体上来看，有一个系统性、理论性比较强的逻辑结构，从我个人的感觉出发，它是一片比较优秀的论文。常言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文章也如此，从古到今，堪称完美的大作是少之又少、乏之又乏。“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做人如此，做事也如此，做文本身亦如此。为此，从我个人的视觉出发，杨然博士论文的不足之处在于：忽视今天穿青人居住地的历史演变、风俗、民俗的发展变化；对当地地形分布、自然环境、风土人情及人文生态缺乏了解；更不要提在其在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怎样去发展变化。闲话休谈，言归正传，在此略举一、二，加以说明，以免误人口舌，遭人诟病。

一、对于民族风俗的发展变化，操之过急，过于简单化；指代不明，常常是张冠李戴，指鹿为马。

   “清代乾隆《贵州通志·苗蛮志》记录道: ‘土人，所在多有，在广顺、贵筑、贵定者与军民通婚姻，岁时礼节俱有华风。男子间贸易，妇人力耕作，种植时田歌相答，清越可听。岁首则迎山魁，逐村屯以为摊，装饰如社，击鼓以唱莽歌，所至之家皆饮食之。在施秉者，多思、播流裔，以九月祀五显神，远近邻人咸集，吹瓤笙，连袂宛转，顿足歌舞，至暮而还。在邓水者，性刚悍好斗，出入不离刀弩，每二年杀一枯牛以祭先祖，聚邻境寨洞男女畅饮尽欢。在黎平曹滴洞者，出入男妇必相随，勤于耕作。’在这些记载当中，镇远府施秉县‘土人……吹靓笙，连袂宛转，足顿地以为乐，至暮而还。’鉴于瓤笙即芦笙是苗族文化的标志，故此条可视为苗俗。黎平府曹滴洞司之‘土人’，‘出则男负竹笼，妇携壶浆同行’，是侗俗； ‘葬以鸡卵卜地，掷卵不破云吉地，葬之。’这是苗俗。铜仁府之‘土人’既是杨黄之属，当与毛南族有莫大渊源。也有人认为从习俗表现上来看，铜仁府的‘土人’属于东部支系苗族。(罗康隆《论苗族族群文化的同一性与相异性》，《贵州民族研究》1999年第3期)由此可见，明代贵州‘土人’与革老、佯黄、苗人等等并举，当也是一种‘苗夷’。”^[1]

这种解说很含混，容易使人误会。没有查明同朝、同时代的各民族风俗习惯，并将其进行比较；没有进行同时代风俗的对比，而是用古对今，从而以此为理论基础，乱做结论。建立这样的立论体系，他的准确性和科学性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常常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变化的。所谓，时过境迁，沧海桑田说的是这个道理。你总不能将属于穿青人在清代的民风民俗，拿来和今天的苗族的民风民俗作对比，从而以此为基础，推导出此及彼的结论吧，此为其一。其二，“瓤笙”、“靓笙”这两种乐器，它的结构和样式与芦笙大为不同，我不知道作者有没有看到过这两种乐器，否则就不会这样草率结论，混淆是非，鹿马不分了。

二、对当地的地理方位、历史演变没有作详细的了解，导致作者论文中涉及当地地理、历史知识的内容时，泛泛而谈，满口胡言乱语，不符史实。

      首先，这里有一个让人迷惑的问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在今天这个时代，五、六年级的小学生都能认识的地图，在作者这里，却变得模糊不清，指代不明。对穿青人的居住地，他用了这么一句：“‘穿青人’主要居住在贵州省西部、乌江上游的六冲、三岔和鸭池三条河的流域。” ^[2]什么叫做“乌江上游的六冲、三岔和鸭池三条河”呀？严格地说，就是乌江上游及其支流三岔河，那来的三条河呢？因为，鸭池河是乌江在清镇段的名字，六冲河是乌江在黔西、织金等地的称呼，而在大方、纳雍却又被称为六归河、瓜种河。由此可见，作者对当地地理地形特征的了解是很有限的，不要说实地考察，就连当地的地图，他也没好好地看，而是人云亦云，胡乱定义。毛主席老人家不是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吗？怎么到了今天，博士作论文也不调查了，不调查可以，但不至于连一个准确的地理方位都弄不好吧！为此，对于一个民族聚居地的地理位置都不能准确把握的人，更不要要求他去调查、了解对当地地理状况、自然、风土人情、文化物产，并对此做详细、深入的认识。中国有句古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这里，我想，就没有必要再说它与民族识别、形成之间有多大关系了吧。但事实上，我们的杨然博士已经就此得出了结论，我没有必要再去说这一结论的正确与否！

      其次，再来看看作者引用的这几句话：“在明初的贵州土司当中，最有名的是所谓的四大土司，他们分别是:思南田氏，辖有今黔东北一带，司治先在今思南，后迁镇远:思州田氏，领有今黔东南东部一带，司治今岑巩；播州杨氏，占有今黔北一带，司署在今遵义；水西安氏，据有今黔西北一带，治今大方” ^[3]。这个“水西安氏，据有今黔西北一带，治今大方。”恰好是我生活成长的地方。所以，一眼看去，就知道作者对当地历史沿革不熟悉，也就是说作者没有弄清当地历史发展的线索，在他的文章中，我看不出他是在什么地方引出的资料，其他的有没有错误，我没有仔细去查，就这关于大方的这一句概括，就可以看出作者对当地历史发展的忽视，达到了什么程度。这个“今大方”和“古大方”，区别是特别大的。古大方就是解放前到明朝初年的大方（明朝时期叫做大方，清朝改为大定，民国又改为大方。），其辖区的范围，涵盖今天贵州西北部地区，它所辖制的地域范围涵盖今天毕节地区9个县市，外加六盘水的水城县、中山区，面积比今天的大方县大了十多倍。而今天的穿青族主要聚居地——织金、纳雍、水城，却不属于今天的大方县了。所以，此大方非彼大方也，为此，千万不要将历史与现实混淆，淆乱视觉。这样一来，岂不是把人家水西安氏，在历史上的统治范围缩小了很多！

三、对于国家民委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搜集到的这一事件，后继的很多学者，都学这他们的样子，将此事作为民族冲突的实例来加以引用，这是权威影响的解果，我对此没什么好说的，因为我们总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别人的身上。

      “这同样是源出于汉文化当中的三魅，也被穿青人引为与汉族相区别的一个符号。解放前穿青人忌讳别人叫猴子，而且因为叫猴子和穿兰人发生过多次争吵口角乃至群殴械斗。贵州安顺地区档案局存有民国二十五年(1937)拍摄的‘安顺属通背猴’男像和女像， ‘通背猴’是对穿青人的蔑称。根据照片显示，此类被称为‘通背猴’的男子手持芦笙，而芦笙被视为是苗族的标志性文化符号，可能是部分苗族加入穿青集团的结果。《重新调查报告》援引大方坡脚区张维周说:过去汪家和李家打火线(聚众械斗)我们是参加的。因为李洪初(汉族)当区长，有一次，纳雍沙包的穿青陈金华由北京转来去赶猫场，陈和汪家几个都骑马去。李洪初看见，就说那些猴子上街来了，随即叫人写了一幅贴子: ‘沙包来了一只猴，上街下街随你游，猫场自有真人在，杀尽你这一群猴’。被汪家看见，立即回答了一幅贴子: ‘猫场出了一条狗，上街下街落你手，老子施威给你看，杀尽你这一群狗’。这就引起两家打火线，两家都死了不少人。汪家打过去，烧李家的房子，李家打过来烧汪家的房子。当时李洪初势大，把汪家追跑出去一年多，后来把李家打垮才转来，就是因为互相骂‘通背猴’和‘野狗精’打起来的。当时坡脚和五丫寨的穿青人连猫场都不敢去赶，最后穿青汪家、张家和彝族龙家、张家共同商议才踩龙家小街(今鼎新街)来赶。在汪李两家械斗的影响下，猫场街上的汉人和四周的穿青人相继不断发生流血死人的械斗事件。” ^[4]在这一事件中，我想说明以下几点:

       首先，需要主明一个历史原因，也就是事件的起因：当时的区长李洪初，其实已经离任，原因正是后起的汪家，在当时的大定府，用金钱将他的区长（保长）买断，从而使其离任。而这一点恰好是引发整个事件的主要原因。所以，引发这一事件的真正原因，并非作者所说的“争吵口角”。说具体一点，该事件就是汪、李两家的私人恩怨。只不过是它发展到最后，成了地方性的灾难。而这一灾难性的结果，直接导致猫场和坡脚两地所有的房屋被战火烧毁。其所涉及民族也不仅仅是穿青人和汉族。经过一系列的演变，它实质上已经成为了当年猫场、坡脚两地的地方性冲突，而非地方性民族冲突。如果硬要说成因民族岐视而引发该事件的话，那我们就从穿青人的主要居住地说起。在穿青人居住的地方，汉族人口相对较少，于他们其是没什么优势可言的。所以，不管从心理上还是经济上，这一结论都成立。因此，他们不但没有歧视别人的理由，而且也没有歧视别人资本。所以，这一说法是不成立的，那种认为自己高高在上，傲视别人的态度，在当地汉族中应该是不存在的。为此，在这里如果硬是要说汉族有民族歧视的心里的话，那纯粹是一厢情愿、子虚乌有的东西。

       其次，事件叙述（写作）者的历史知识相对缺乏，在事件发生的过程中，不考虑当地的人情风俗的作用，导致了事件的性质偏向民族冲突这个方向。介于此，有必要在此重提，还是回到事件本身来所处的年代说吧，也就是上个世1910——1930年代，在那个时候，那里有什么“区长”，只有清末遗留给民国时期的 “保长”。而这里所谓的“区长”，他是建国初期县的派出机构“区”的行政首长了，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已经撤销。另外，在当地人的封闭的观念中，攀比的心里比较严重，由此引发出来的嫉妒心里很强烈，其强烈嫉妒结果，往往导致打击报复事件的发生，这一点可以成为该事件的一个诱因，我们从上面的叙述中是可以看得出来。以上两点相互作用的结果，就引发了汪、李两家持续近20年的械斗。在这两点原因中，唯一涉及到民族冲突的地方就是：他们两家在那个年代为了各自的私利而进行的械斗，祸及一方百姓，让他们在近二十年的岁月中都无法安宁（注：关于本人居住地的这一历史事件，祖父曾经多次讲述，因为比他大20多岁的伯祖父，与该事件双方的关系都不错，因此世代居住的房子才能几次幸免于难，没有被他们的战火烧掉，成为家乡方圆几十公里之内最为古老的房子）。

四、没有连续系统的历史观，重点不重面，点面不能相结合，不能从宏观上把该地区的历史事实和当时发生的一些事件联系起来。

       用这样的方法来分析历史事件，引证历史事件的方法是有其局限的。所以，其所引述史实，不能用来引证当地的发生这些事件，也就是说，这些事件的发生与其引证的史实是毫无联系的。我们接着看看他引用的资料:

      “国民党军阀杨森也曾经强令贵州各少数民族改装。杨森一贯支持蒋介石所宣扬的民族歧视观点和民族同化政策，他在为贵州省边胞文化促进会主办的《边铎月刊》所写的《发刊词》中，武断地宣称，在‘中华民国境内，只有一个国族（中华国族）’”。^[5]其引证事件为：“援引纳雍县构窝乡的郭太明老人说：纳雍这些地方改装大约是民国十几年，到我收亲(结婚)时，外家(岳家)来讲叫拿改装衣去了。”［6］

       首先，从当时的历史事实看，军阀杨森是四川的军阀，根本无权命令左右贵州时局。杨森在四川掌握实权的时代，是在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入川，刘湘出川抗日之后的事。而这个时候，已经是民国二十多年了，并非这里材料所引述的民国十多年。也许，有人会认为我在此地钻牛角尖，或者你也会说，叙述故事的老人根本不知道，那件事真正的发生在什么年代，但是，作为一篇博士论文，连这些都没有详细的注释，恐怕是说不过去的。为此，在这里，作者引述这些材料的目的和作用就大打折扣。其次，再从民国十几年杨森的状况看。那时候杨森其实是落难卢洲，是因其在川西北争权夺利斗争的失败所致。所以，就当时的历史、环境状况来看，不要说杨森没有资格来左右、影响贵州西北部地区，就连蒋介石也没有这个资格。同时，作者在这里引述的资料[5]所出现的年代，也应该是在民国二十几年以后，这点我们可以从相关历史中看得出来。为此，综合以上两点来看，作者所引述的历史事件，与当地发生的历史事实，不管从时间上看，还是从空间上看，都是严重脱节的。

结语：

       关于这些从杨然博士论文中找出的不符合历史事实、现实，甚至连地理位置都没把握准确的东西，我在这里就没必要再去论述它们对论文结论的影响了，就暂时到此为止吧。非常感谢杨然博士写了这篇与本民族的识别有关的论文。从总体上看，全文总结、归纳了自1950年代以来，国家民委、贵州省民委对穿青人的两次有始无终、有过程无结果的识别活动。在这里，我就把杨然博士的论文，看作我第二次能看见的对穿青人进行民族识别的论文吧！为此，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以前都是由两个机构，很多民族识别专家组成的民族识别小组来完成的工作，现在累加在杨然博士一个人的身上来做，这个工作量之大，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想象得到的。所以，我代表所有的穿青人再次感谢杨然博士为我们做出的贡献！

注释说明：

       本文所引杨然博士的论文，来源于网络，因无明确的页码标志，所以在此无法标注，故有此说明。即，凡是被变为隶书体的，都是从杨然博士的论文中引出，当然,其中有的内容也是他从其它资料引入，文中标注之[1][2][3][4][5][6]是按其在杨然博士的论文中行文的先后顺序引入。

——刘宇浩2008年5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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