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身份的民族（下）
《凤凰周刊》赵家鹏 2012-04-05
（原文刊于《凤凰周刊》2012年第9期、总第430期，题为《没有身份的民族》，现将未删节版原文刊出。）
未竟的民族识别
就在这份准备将穿青人认定为单一少数民族的报告撰写过程中，第一次贵州民族识别的领衔者费孝通专程来到贵州，准备听取第二次贵州民族识别工作情况。穿青组工作人员被要求，将目前的识别调查情况，整理成材料，向费孝通汇报。
汇报材料的执笔工作落到了张成坤头上。1983年6月，他匆忙停下手头的工作，开始撰写准备向费孝通汇报的《贵州省穿青人民族成份问题的识别调查汇报材料》。6月29日，该汇报材料经穿青组工作人员王兴贵、赵林、张瑞林、陈学祥等人讨论并略加修改后，于7月1日定稿并复写了5份。后来，这份报告成为了穿青组撰写重新调查报告的基础。
7月8日，张成坤特地从安顺赶到贵阳，在贵阳省政协新楼会议室，执此材料向费孝通和省委统战部、省民委领导作了汇报。报告根据一年多来所做工作，指出穿青人应为单一少数民族。
听取了汇报后，隔日，费孝通作了《关于民族识别问题的报告》。据张成坤回忆，费孝通讲话的主旨是劝喻大家，历史上虽然是少数民族，但是现在不要再争了。“他以自己作比，说自己也搞不清是什么民族，可能是历史上打倭寇的俍兵后裔。俍兵浑身有毛，而费孝通说自己胸口也生有毛发。”张成坤说道，“但费孝通说，他现在也不要求少数民族待遇了，故而劝我们也放弃要求。”
费孝通的言论，让当时听汇报的穿青人格外不满。不久之后，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施联朱因撰写《中国的民族识别》一书，赴贵州调研，遇到穿青人抗议费孝通，他回忆道，当时穿青人对费孝通强烈不满，甚至提出“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1983年7月13日，费孝通携带了2份再次修改的《贵州省穿青人民族成份问题的识别调查汇报材料》返京。近半年之后的1984年1月，贵州省民族识别办公室决定穿青组由织金、纳雍两县人员，定人分工撰写出《贵州省穿青人民族成份重新调查报告》。当年9月，针对该报告，民委在贵阳组织了学术讨论会，会后，两县穿青组工作人员继续修改后，准备由省民委上报国家民委。
1985年3月，时任贵州省民委主任熊天贵和民研所所长、民族识别办公室副主任龙明耀等一行人前往北京，带着8公斤重的民族识别材料，赴国家民委汇报。然而，据后来开会回来的人透露，汇报过程并不顺利，尤其是提到穿青人问题，屡次被阻止发言。
事情就此急转直下。熊天贵等人在国家民委汇报后，国家民委出面要求停止继续识别，认定“穿青人是汉人，不是少数民族”。当时，国家民委给出的理由是：我们国家的民族问题，在50年代，已基本解决。更改民族成分的工作，已基本完成。
于是，熊天贵从北京返回后，便亲自找到穿青人代表，织金张成坤、纳雍王家发与大方刘发达等人，传达国家民委精神，同时劝慰三人，把民族识别工作停止下来。随后，时任国家民委副主任黄光学等人来到贵州，传达国家民委精神。此时，国家民委对穿青人问题的报告亦已下发至贵州，报告的结论，重复了50年代的结论，认定“穿青人是汉人，不是单一少数民族”。
三年来的工作一朝被推翻，穿青人内部意见忽起。农村穿青聚居区，开始自发组织游行，亦有穿青人群体，准备串联去北京上访，一时间，社会稳定因民族问题而生波澜。
更火上浇油的是，1986年2月1日，公安部、国家民委联合下发了《关于居民身份证使用民族文字和民族成份填写问题的通知》，其中规定，居民身份证民族项，应按照国家认定的民族名称填写全称。其中，特别说明，对已定汉族（如穿青人）而本人有意见，仍应填写为“汉族”。这样的规定，激起了贵州当地穿青人更强烈的不满。
鉴于此，1986年4月24日，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针对贵州省内待识别民族召开了一次省委常委办公会议，专门听取贵州省民委汇报工作。此次会后，形成了《中共贵州省委常委办公会议纪要》（1986）29号文件，其中明确决定，在穿青、蔡家等8个集团的民族成份问题“没有明确解决之前，先维持现状，即：凡己经按少数民族对待的仍按少数民族对待，填写民族成份时原来怎么填写仍然怎么填写。”与此同时，贵州省决定对上述公安部和国家民委下发的通知不传达、不下发。
转年5月，贵州省内为落实贵州省86年作出的决定，在当年开展的第一代居民身份证发放过程中，由贵州省公安厅和贵州省民委下发《关于填写居民身份证民族成份等问题的几项规定》，其中特别强调“对国家尚未正式认定为少数民族，解放后一直未填报为汉族的，其民族成份过去怎么填写，现在仍怎么填写。如‘穿青’应填写为‘穿青人’。”在处理民族识别问题上，贵州省踏出了一条不同的道路。
然而，民族识别至此已经落幕。1986年5月1日，国家民委党组向习仲勋并中央书记处报告，“我国民族识别的任务在五十年代己基本完成，更改民族成份的问题，现已基本解决。”其中，针对待定民族识别问题，亦提出了处理原则，如“对于相互近似的民族集团，……尽可能地相互合为一体，认定为同一民族。”至此，穿青人寻求单一的少数民族的努力，宣告失败，《贵州省穿青人民族成份重新调查报告》等资料，仅作为史料存档，被束之高阁。
认同的歧路
结束了民族识别工作后，王家发没有回到学校，而是留在了政府部门工作，负责《纳雍县志》的撰写。县志甫成，他便退休告老，而当年与他一同参与民族识别的张成坤、王殿华等，也纷纷退休回家，轰轰烈烈一时的穿青人民族识别渐归沉寂。身份待定的民族依旧在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徘徊。
这种暧昧的沉默于2003年被打破。当年5月，正值第二代身份证发放前夕，公安部提出穿青人民族成份应填写为“汉族”，并在一开始并没有在身份系统中添加穿青人的民族代码。这样的构想，在穿青人群体中引发了强烈的不满。民间穿青人群体又自发到省民委上访，认为公安部的做法涉及“强迫同化”，而穿青人代表通过织金县民委向贵州省民委亦表达了不满，更大型的上访亦在酝酿中。得知此事，贵州省民委迅速联合贵州省公安厅将问题反映至国家民委，并上达至国务院。
最终，事情依照86年惯例，依旧保持族称不变。于是，当年8月28日，公安部向贵州省发出公治（2003）118号文件《关于对贵州省革家人和穿青人居民身份证民族项目内容填写问题的批复》，其中说明“为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大局，对你省革家人、穿青人按照‘凡已按照少数民族对待的仍按少数民族对待，填写民族成份时原来怎么填写仍怎么填写’的原则，在办理居民身份证时，采取一种过渡办法，可填写为‘革家人’、‘穿青人’。”
尽管如此，穿青人走出省外，依旧面临着身份尴尬。穿青人李发春的孩子，考至重庆某校上学，赴校报到后，学校却以56个民族中没有穿青人一族为由，不承认穿青人民族身份，要求孩子改变族称。李发春一家不愿改易，便拿出公安部通知与学校对簿公堂。这并非个案，据张成坤介绍，穿青孩子报考时，民族身份选择确是难题，有的填成汉族，从此便难以恢复。除此之外，在第二代身份证普及前，年轻的穿青人出外打工，需要办理临时身份证，也需要填报为汉族。年轻人的身份流失，以及近年来，公安部门人口统计中莫名消失的穿青人口数字，让穿青老人们倍感心焦。
2007年，另一件涉及到穿青人民族身份的大事，再次震动心焦的穿青老人，张成坤、王家发、王殿华等人再次出山，诸多穿青代表甚至连署签名，抗议不止。
事情缘起2007年10月9日，贵州省毕节地区民族事务局向各县市民族局下发了一份《关于做好我区未识别民族人口核查及未识别民族认同调查工作的通知》，要求以“穿青人”为首的3个未识别民族，如需认同其他某一民族，需尽快提报地区民族局，以便上报地委、行署。
该通知下达后，织金、纳雍、清镇、大方等地分别组织穿青代表召开了座谈会。其中，纳雍在10月17日召开座谈会，经讨论，倾向认同至土家族；织金于10月17日与24日，分别召开了两次座谈会，也统一了意见，从族源、习俗、语言方面考虑，希望认同至土家族；清镇也表示要认同土家族；唯大方决定认同彝族。
从过去历史来看，未识别民族如选择民族认同之路，一般热衷于选择本省或地区内没有的民族。这样的做法，从政治待遇的角度讲，是最优选择。
此时，穿青人对于成为单一少数民族已经不抱希望，更多的穿青代表，开始谋求走民族认同的道路。占到穿青人口近80%的织金、纳雍两县穿青代表，经考证研究，从四方面上认为穿青人与土家族类同：1、古代民族名称相同，自明代以来的贵州地方志书把穿青人和土家族都称为“土人”；2、清代以前服饰极为相似，均为滚花边的大袖青衣；3、宗教信仰相近，土家族祭五猖、穿青人祭五显，两者异名实一，且祭祀表演的傩戏极为相似；4、现实残存的语言痕迹相同，音韵变化皆以f变h，ian变ie，如把“房子”念作“黄子”、“盐巴”念作“叶巴”等等。
更值得一提的是，据王殿华回忆，《穿青人问题研究》的作者中央民族大学博士杨然来织金考察时，王殿华曾与其攀谈家谱，结果发现，来自重庆土家族的杨然的家谱，居然能够和织金以那架穿青人杨家的家谱连上亲支，穿青人与土家族的渊源，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织金与纳雍两县的意见上达至毕节地区，却被搁置不理，并没有再向上传达。与此同时，毕节行署派下了一个副专员赴织金、纳雍两县，引导众人统一意见、学习大方县，认同至彝族。按照张成坤、王家发、王殿华等人的说法，这是因为，毕节地区彝族人数最多，而当地主政领导亦多为彝族。对此，原织金县人大主任陈宏枢告诉《凤凰周刊》记者，毕节地委曾有某彝族副书记给其做工作，希望引导穿青人认同彝族，但没有做通。
穿青代表们对这个建议并不满意，他们认为穿青人是东边来的，彝族是西边来的，在水西地区，共同生活了几百年，相互不同，从来没有融合至一起，不应该归为一族。针对穿青人的意见，毕节地区专门组织了学者撰写相关材料，从历史角度考证，穿青人或属于“青彝”一支。据陈宏枢介绍，希望穿青人认同彝族，并非朝夕之思，早在第一次民族识别时，毕节地区即有官员主张穿青人应认同至彝族，只不过当时费孝通定为汉族成份，此事才作罢。
为了反抗毕节地区对于上报材料的“留中不发”以及在学术层面对穿青人民族归属的认定，穿青代表曾上访至省民委，但是省民委彝族的一黄姓副主任给出的答复与毕节地区如出一辙：穿青人内部意见不统一。对穿青人问题，《凤凰周刊》记者曾致电贵州省民委政法处，对方的回答是：该问题比较敏感。
上告无门，穿青人却并未罢休，由时任省人大某穿青籍官员出面，联络贵州省土家学会，专门开了一次民间座谈会。贵州省土家学会副会长陈国安后来告诉《凤凰周刊》记者，当时土家学会的态度是，欢迎穿青人认同土家族，但希望穿青人注意政策把握。陈国安在80年代曾跟随省民委领导考察过穿青人问题，在他看来，穿青人身份确实尴尬，本民族不认同汉族，周边少数民族不认同她，当地汉族也不认同她。而这一次民族认同，又牵扯到毕节地区彝族、回族和苗族的人口比例问题，故而政策性很强，困难也较大。
尽管困难如陈国安所言，但土家学会的正面反应，还是给了穿青人以动力。此后，各地穿青人又分别开会，研究认同至土家族问题。2008年3月28日，纳雍穿青人代表组成纳雍县穿青人民族认同组委会，并以组委会名义召开了一次民族认同会议，探讨认同土家族事宜。开会当日，王家发的父亲病重在乡里，王家发因会议重要，无力顾及。却没想到，开会邻近结束时，接到电话，乡下父亲刚刚去世。父死而不待，这位为民族身份奔波半生的老人饮下毕生之憾。
认同的歧路，道阻且长。身份悬疑下，穿青人的民族习俗也在汉化与城镇化中一点点消亡。目前，除黔西少数偏远地区还保留着穿青传统服饰、头饰与土音外，更多地方的穿青人已经与汉族看起来外表无异，然而内在的民族意愿，却犹如顽石般经时间砥砺，犹未丧失。
没有身份的民族该何去何从？2006年，杨然在他的博士论文《穿青人问题研究》的最后写道：“在穿青人中心地区，人们的普遍反映是‘穿青’这个名字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不能在自己身上改名称了，至于国家的照顾是无关紧要的。而且在今天这样一个价值多元化和信息十分发达的历史环境中，如何解决穿青等族群的问题，消除他们中间的消极和抵抗情绪，共建和谐社会，是应当正视的。我们认为，最好的办法不是防堵，不是逃避，而是加强协商，积极疏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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