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楚（李芊墨）   2008-06-07  

  是穿青族还是穿青人？

  应该如何称呼自己这个民族？就像云南的摩梭族只能称之为摩梭人一样，思考良久，穿青与摩梭同属末定民族，我便尊照这种先前的方式，我将自己这个民族称之为---穿青人。

  穿青人主要分布在贵州省西部毕节、安顺、六盘水市、黔西南、黔南五个地、州、市所属二十多个县，一九五四年普选登记有二十四万八千多人，第五次人中普查自报填写穿青人族称的人数约六十七万人，其中半数以上聚居在织金，纳雍两县。每县均越过二十万人。

从居住地域来说，穿青与各民族处于在杂居小聚居的状况。

但在一些主要的聚居区如织金、纳雍等县，他们居住的村寨连绵百余里。其余各县，“杂村不杂户”的穿青村寨比比皆是。穿青人原先使用的一种汉语方言“老辈子话”（这种方言现仍流行于贵州的黔南和黔东地区）已多不使用。但大多数地区还保持着这种方言的痕迹。如“f”变“h”，“ian”变“ie”等，一说话就知道是穿青人。

穿青族的表面文化特征---服饰在在部分地区虽然已近于消失，但在一些边远偏僻地区还明显可见。

穿青族的信仰----五显坛，至今还普通牢固地保持着。节日、婚姻、丧葬等方面的习俗多数与周围的各民族不同。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与民族感情。

据史志记载，穿青人的族称早期叫“土人”，又叫“里民子”，后期叫“穿青”。所以称为“土人”是因为他们“居土日久”，是贵州的土著民族。这是以居住的历史状况来称呼的。所以称为“里民子”是因为他先民与早期“里人”（亦泛称“僚”）有关，这是就其历史源流来称呼的。

所以称为“穿青”是从“衣尚青”而得名，这就是以其服色特点来称呼的。这几种称呼先是他称，进而“穿青”一名被穿青人接受，成了我们的自称。这个名称最早见于乾隆《威宁州志》，继后是光绪《平远州续志》和民国《大定县志》、《镇宁县志》。

《平远州续志》和《大定县志》是在记述同治初年农民起义时提到的，《镇宁县志》则把“穿青”作为该县的第四种民族载入史册。

此外，清康熙三年，吴三桂平水西之后流传于民间的木刻唱本《水西传》也记有“穿青”，把他与水西境内的彝、苗、仡佬、龙、蔡、羿、白、仲等八个民族并列，统称“九种夷蛮”。

由此可知“穿青”这个名称，明代就有了

与穿青邻近的少数民族对穿青人也有专门的称呼。剪发仡佬称之为“褒撒”(peu sa ),披袍仡佬称之为“沙越”（sa sye) 庙族称之为“撒格娄”（sa yqaltleu)，彝族称之为撒娄米（sayleu mi)，布衣族称之为“嘎敖”（ka ou),这些民族称“穿青”与称汉族都有一个共同的词“褒”、“沙”、“撒”、“嘎”含义是“客人”或“另一种人”、“后来的人”，并非专指汉人，也不认为“穿青”是汉人。如彝族称汉人为“撒普”，称面依族为“撒土”，称回族为“撒拉”，称穿青为“撒米娄”，这“撒”即带有“客人”、“另一种人”的意思，并非认为布依族是“白汉人”，回族是“黑汉人”，又如有些地方的侗族称徭族为“（ka zu)”,称壮族为（ka leony)，这个“ka”字也是带有“客人”或“另一种人”的意思。

总之他们认为“穿青”不是汉人。

此外，汉族还辱称穿青人为“通背猴”，这种辱称是从穿青人的信仰而起。穿青先民居于南方，古时崇拜山魈这神，以猴为自己的民族图腾，自称是“山魈人马”，岁月首要“迎山魈”，故被辱称为“通背猴”。

（我这里有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大夏大学历史系于安顺属七区（今双堡）调时以穿青人辱称“通背猴”为族名拍的照片复印版（原照片存于安顺地区档案馆）。）

  根据有关史志记载，贵州的“土人”早期据地是在黔东南的黎平、三穗、镇远、施秉、黄平一带，即史称“五溪”的西南部。稍后，在黔中，即贵定、龙里、贵惠水一带。明以后部分才到黔中东居住的历史，绝非起于明初，而是早在宋、元以前。

依据首先是“土人”称“思、播流裔”。思、播两州是唐代以来的建置，宋代三穗、镇远一带为邛水县，属思州安抚司。元代黎平、锦屏、三穗、镇远、施秉等地均属思州宣慰司。迤黄平等地属播州宣慰司。

明初思州土司被革，称“土人”为“思播流裔”。说明穿青人的先民是宋、元以来思、播土司所管的土民之一。

贵州亦有史志记载土人“旧有楚风”、“岁首迎山魈”。

乾隆《黔阳县志》载“楚俗多奉三霄。。。即山魈之论也”。说明穿青的楚风楚俗盖源于此。

还有，穿青安姓家谱有“家乡定远”的记载，定远府是元代的建置，其地在今贵定、惠水、罗甸之间。龙姓家谱中亦有“先至黄平州居住，又迁居龙里城数年，又移黔省龙井巷”的记载。今黄平、贵定、惠水一带的方言与穿青的老辈子话也相同，说明元代穿青的先民大部分已居住在今贵阳周围一带。

因此，在黔东居住的时间至迟是宋代以前。

按照“土人”早期居住地域和后来有“里民子”的称谓与“里民子即土老”的记载，以及穿青的一些遗俗，“土人”最早的基本成份可能是“骆越”的后裔“里人”（亦泛指“僚”）的一部分发展而来。属于统称的“五溪蛮”中的一部分。

宋元以来，随着历代王朝对贵州的开发，先生有不少外籍人进入贵州，“土人”中也融入了一些外籍人，故穿青人中传说祖先是江西来的。同时由于历代王朝对贵州实行军事征服的原因，迫使部份“土人”逐步向西流徙，元代已有相当一部份居于今贵阳及其周围的龙里、贵定、惠水一带。

穿青人朱姓家谱序言记载说：“落籍乌当罗湾中，后或迁居，或世守罗湾，因流徙四方，或为土、或为汉，其始素夷狄行，乎夷狄又相传谓当日我”。明初以后，由于明军的进逼，居于贵阳附近的一部分“土人”又逐步流入水西，发展为今天的“穿青”。

明初，由于大批军队和汉人进入贵阳一带“修举屯田”，“好田好土惟屯军所据”，穿青的先民被迫西迁入水西司的水外六目地即今清镇、平坝西部靠鸭池河东岸居住，依附土司谋生，并有部分相断进入水西腹土的织金、纳雍、黔西、大方、水城等地。

明末，水西土司安邦彦反明失败，水外六目地被削归朝廷设置卫所，明军“旁河屯田二千顷”，穿青的先民再次被迫大量进入水西腹地，同样依附土司。康熙三年，吴三桂平水西后，水西人口损失巨大，原居水外的部分穿青先民为寻地谋生又先后进入水西腹地。至此，“穿青”在鸭池河上游的三岔河、六圭河流域以现今纳雍、织金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广大的聚居区。

从明初直至清雍正“改土归流”之前，朝廷对水西土司实行羁縻政策。

居于水西的穿青先民政治上完全依附于土司，得到土司的庇护，因此在水西土司与明清政权的斗争中，他们都完全站在水西土司一边。

万历年间，明廷废除除贵竹、平伐二司立新贵县，水西土司安疆臣极力反对。穿青的一些头面人物张良珠等积极为安出谋划策、组织力量、奔走效劳。当时的贵州巡抚江东之《黔中疏草》附录中载：“讵意闻报，愈肆暴横，纵汉把李甫、叛民张良珠、周国宠、胡世国等统兵加派里民烟火、御木、扯手等项银两，若有不从，财畜尽扫。撑杀县民王州、冉云洞、公差曾政等等，尸横遍野，人心汹汹，境内惶惧。”

水西土司被迫就犯后，江东之在奏疏中又说：“近据毕节道取过旧民张良珠等，安插执结到臣，则复业输差，渐如旧矣。”

天启年间，安帮彦叛明时，穿青继续站在水西一边，当时的贵州巡抚傅宗龙条上屯守策说：“盖安酋土半在水外，革僚、龙、仲、蔡、苗诸杂种缓急相与助，贼有外藩，我无边蔽，黔兵所以分而力诎”。

安帮延失败之后，穿青人被视为“逆贼”，朝廷“割逆贼故壤而以卫所之法纯之”，至使穿青人无法立足，大批逃离故土，进入水西腹土。清康熙三年，吴三桂平水西时，穿青先民依然站在水西一边，与各少数民族一起，奋力抗击吴兵。遭到吴兵的屠戮。

康熙年间，流传于民间的木刻唱本《水西传》反映了这一实况：“放火烧死侬家子，倮亻罗仡佬多少人，加湾烧了八十户，以那烧了几十家，穿青烧了无其数，苗子仲家总灭门”。

“你看汉人心肠毒，侬仲倮女遭他瘟，蔡、仡、穿青都抢去，苗家也抢好些人”。

“倮儿女，蔡家女并行抢来，仡佬女、仲家女一扫烟尘，黑种女、穿青女拿来作伴，偿你们一个兵一个女人”。

“侬家女子哈俣笑，蔡家女子会唱歌，仡佬女子晒月亮，促家女勤快多，苗家姑娘挑花朵，羿女会唱好山歌，罗儿女子多勤快，黑种白种会事多，穿青女子起得早，九种夷蛮一模合，营一个领一个，暂刻之间散完成。”

除此之外，民国《大定县志•平水西逸事》亦记述了上述情况：“谍者谓夷兵屯扎马宗岭，不可前，三桂以炮击之，焚其寨落，过普舍到法都。。。。而夷目那自扼公鸡山，三桂使何丙出击败之，掳蔡家苗女子三百以还。”说明穿青并没有得到汉官的庇护。

在经济上，当时水西正处在封建初期的领土经济阶段，外来投靠土司的穿青先民有的在土司指定的区域内开垦荒地，成为“私庄百姓”，虽然一般不交赋税，但逢年过节要向土司交纳“年例”，土司有红白喜事要向土司上“扯手”，，土司的劳役田多由这种私庄百姓耕种，经常为土司家庭服各种劳役，每年要向土司交纳一定的“烟火钱”、“磕头钱”。有的耕种土司所分给的田地，称为“粮庄百姓”，他们除非了向土司交纳粮赋外，还要承担土司的“印田”或“把事田”的无偿劳动。有的甚至专种土司的“印田”或“劳役土”。所以当时的穿青人与土司有着很深的人身依附关系，长期束缚在土地上，不能随意离开。战时还要为土司打仗，正如后来一些家谱所记“买土房住，耕山挖菁，梨藿未饱，以后尽被安家折磨，每年要收磕头钱，烟火钱，做夫”，明确反映了当时穿青人的社会经济地位。

清初，“改土归流”以后，虽然土司取消了，但大大小小的“土目”仍然是这一地区的土地所有者，原先与土司有着很深的人身依附关系的穿青人成为土目的佃客，与土目仍然有着很深的人身依附关系。

据查，在穿青人大量居信的地区，如织金红岩、八步、以那架、三塘、纳雍的绝大部分地区以及相邻的六枝、水城等地，多是土目的“官庄”，直到民国时期，很多穿青人仍然是土目的佃客。

清代中期以后，随着这一地区地主经济的发展，穿青人才开始在这一地发展地主经济。

在居住地域上，从明初到明末安邦延反明失败以前穿青人聚居的水外六目地清镇、平坝紧靠鸭池河东岸一带正好是水西的边蔽地带，处于屯军对水西的包围内。当时这一带的居民是苗、布依、仡佬、龙家、蔡家、穿青等少数民，汉族基本上没有，就是明军卫所管辖的地方，汉族人口也不鑫。据《广志绎•西南诸省》所载：“故卫所所治皆中国人，民即苗也，土无他民，止苗夷。”明末到清乾隆时期，穿青人聚居的水西腹地织金、纳雍、大方等地，汉人也不多。

据乾隆《平远州志》所载：“平远之民汉一而苗九”，“户口原额二千三百王十九户，新增户九百七十八户，俱系侬仲蛮夷”

道光《大定府志》亦载：大有、悦服客民甚少，而嘉禾里视大、悦二里又不及其半，有客民之寨仅二十，场市场亦兔狗二场而已“。大有悦服夹禾三里即今织金西北部、大方西南部和纳雍大部，都是穿青人聚居区。

以上情况说明，从明初到清乾隆以前，在长达四百余年的时间里，穿青与汉人是隔绝的。汉人的势力每向前推进一步，他们就跟着水西的势力退一步。他们不但没有得到汉官和屯军的支持和庇护，经济也是没有联系的。

同时，水西彝族土司也没有要求各少民族按照彝族的习俗来生活。加之明代中期以后穿青人把五显神从庙祭变为家坛的形式来供奉，他们之间便有了紧密的精神纽带。因而随着人口的发展壮大，穿青人成了一个稳定的民族。

“穿青”这个客观存在于水西的民族共同体，明代由于水西地区与外界基本上处于隔绝状态，史志淍无记载。清代以后，朝廷加强了对水西的统治，了解了水西地区的民族状况，因而史志对“穿青”累书不绝，除沿用“土人”之称以外，相继出现了“里民子”、“县民”（羡民）、“穿青”等称谓。

清初，贵州巡抚赵廷臣已把“土人”烈火为黔西少数民族之一。

清初成书的古彝文《水西传全集》载：“在阿比拉由，啥吐六百万”（阿比拉由即今天织金、纳雍，啥吐即指“穿青”）。

嘉庆李宗昉《黔记》载：“里民子，在贵阳、黔西、大定、清镇等处，男子多贸易，妇女穿细耳草鞋，勤俭耕作，床时则纺毛布作衣，爱养牲畜，常带入山作活。”

道光《大定府志•蛮洞竹枝词一百首》载：“草履轻盈细耳工，担头肩粪趁东风。妇人勤苦男儿乐，叶子纷纷赌赛同（注：土人妇女草履耳红细花，男逸女劳，肩上出入无空者）”

同书又载：“里民子即土老，大定境内有之”。“土老即里民子”。

民国《贵州通志》引《威宁州志》按：“土老疑即土人。”

道光《安平县志》载：“土人，所在鑫有，县属西堡龙甚。。。。。以其居土日久，故曰土人，一曰旧人，一名里民子。衣尚青，妇人以银索盘头，与屯堡人无甚差异。妇女不缠足，男子娴贸易，耕作多妇人为之。称曰县民，以别于屯军也，岁月时礼节俱有梦风，正月元旦以至十五击鼓以唱神歌，装扮傩神沿村逐疫，所至之寨必款以酒食，九月祀五显神，远近咸集，戏舞终日，至暮乃散。”

咸丰《安顺府志》引《永宁访册》载：“土人，一名里民子，境内约百余户，衣尚青，妇女不缠足，男子娴贸易，耕作多妇人为之，岁时礼节卓有楚风。正月击鼓唱神歌。”

光绪《水城厅采访册》载：“土人，系思播流裔，与军民通婚姻。岁时礼节皆同。男子娴贸易，妇人力耕作，田歌相答，哀怨殊可听，岁首则迎山魈，逐村屯以为傩，男子装饰如社夥，击鼓以唱神歌，凡居宅皆供有坛神者，在堂西北隅，以竹篾如小兜形悬壁，曰兜兜坛。。。。每岁或间岁酿酒杀牲延善歌舞者至家醮禳，跳跃如演戏状，曰庆坛。”

光绪《平远州志》载：“壬戌同治元年，穿青民及龙杠作乱。。。时平远有穿青夷民，尚巫教，喜争斗，自龙杠名起，皆翕然从之。。。

宣统《安南乡土志》载：“有里民子，衣尚青，又曰穿青，在泛罗冲，妇人髻管长簪，耳垂大环，男子尚知礼义，亦有读书入泮者。”

民国《镇宁县志》载：“穿青，喜著青布，妇女不缠足，著大花鞋（我有图片）、腰带头垂一簇。此族又与凤头籍异（凤头籍或作凤头鸡）。

上述史志所记的“土人”、“里民子”、“穿青”分布的地域、风俗、习惯、以及现实的调查，都证明指的是同一个民族共同体。直到现在一些地区仍有“里民子”之称。

明清以来，“穿青”尽管族称有变化，但官方一直把他们列为少数民族，与各民族并列相称。道光《大定府志•疆土志》在记载各民放村寨时，明确地在在定府亲辖的六里六十甲内列记了“汉民大寨”、“苗民大寨”、“夷民大寨”、“羡民大寨”、“仡佬大寨”共一千二百七十七个，其中“羡民大寨”一百余个。大有里四甲大兴厂“羡民大寨”内有“汉户一，男五女七”都注明得清清楚楚。经查明，这些“羡民大寨”全是今天的穿青村寨，说明“羡民”即穿青人。主修该志的大定知府黄宅中在其“谕民二十条”中说：“各里苗民颇称淳良，惟夷簬六额子、羡民等素好滋事”。“羡民”之称除了表明“羡民”即“县民”之外，特用“羡”字表明他是“夷种”（羡又读“夷”），即少数民族。把穿青人及其他少数民族分别并列，清楚地表明他是一个少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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