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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皱褶深处高蹈的山魈之魂

37219人参与 |  2016年03月22日 19:54|  作者:  穿青之家 |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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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皱褶深处高蹈的山魈之魂                      ...

高原皱褶深处高蹈的山魈之魂

                             ——序《穿青人诗选》



那天,我正在捧读一个纳雍人的诗集,突然间脑海冒出这么一个问题:是什么样的地气与精神因子,滋养了纳雍大批的诗人?

或许存有这样疑问的,不止我一人。

我悄悄打量着这方神秘的土地。从版图上看,纳雍形如一只头西尾东的山羊,静卧于乌蒙山系东南麓。但平面美好的视觉,却无法掩盖历史的苦难与沧桑。据说以“纳雍”为县名,取“纳民雍熙”之意,寄意该地人民和谐吉祥,当属历代仕官的美好愿望。雍,古亦同“壅”,有遮蔽、壅塞之意。无论取义如何,纳雍作为地处云贵高原向黔中山原的过度地带,四处是高山深壑,在过去,土地贫瘠,一年四季,最繁荣的是枯草野蒿,生存环境可以想见。以前常常听到人说,“威(宁)纳(纳)赫(章),去不得”,可见外界对此地生存状态的疑惧。

然而,经济发展却常常与文化现象形成强烈的反差。早期的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的边远蛮荒之地,纳雍又处于这个边远蛮荒之山地中的旮旯犄角之地,却一直放射出耀眼的诗歌光芒。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纳雍的一批诗人纷纷在全国多家刊物亮相,逐步形成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诗群。纳雍不仅出大批诗人,呼啦啦随便站出来就是数十个乃至上百个诗人,且不乏重量级诗人,是不折不扣的诗乡,不仅在贵州诗坛蔚为壮观,而且在全国也当属罕见,令人对这块土地、对这群诗人心怀敬意。

我这样说,是与即将付梓的《穿青人诗选》有关。

作为贵州原住民的穿青人,是独立于“五十六朵花”内涵之外的“待定民族”,分布在黔西北高原为主,尤以毕节市纳雍、织金两县居多,据说已分别超过二十万人。也散居于贵阳、安顺、六盘水、黔西南、黔南等地。纳雍作为穿青人的大本营,这部选集中收录的诗人作品,无疑是大多来自诗乡纳雍,或者确切地说,这些诗人中的大多数及其诗歌,都与纳雍有着密不可分的血肉联系。

穿青人古时史称“土人”,又叫“衣尚青”,自明以降,称为“穿青”,自称“青族”。学术界也有说她是汉族的一个分支。无论怎么说,这个以山魈为图腾的族群,也许人们并不怎么在乎其民族成份,倒是可能会注意到她的睿智与诗意。山魈是世界上最大的灵长类动物,那么以此为图腾的族群,当是一个智慧的民族。于我而言,选集中的一些诗人,或是生活中常来常往的朋友,或虽仅有一面之缘,甚至素未谋面,但却神交已久。说实话,在怀着敬意捧读这本集子之前,他们中的大多数,我还真的不知道他们是“穿青人”,只知道他们有血性、有激情,豪侠仗义,坦诚率性,对至亲朋友说一不二、绝对忠诚,对诗歌女神情有独钟、孜孜以求。

据有关数据,穿青人有六七十万人口,已经算是一个不小的“民族”。姑且不说这个“民族”的文化如何源远流长、丰富多彩,仅就这本进入《穿青人诗选》选稿范围的35位诗人,已足以说明这是一个有“故事”、有诗意的“民族”。这本选集中的一些诗人,如60后的陈绍陟、王家洋、漠血、王庆、李枝能,70后的闵云霄,80后的徐源、张富江(古秋)、若非、李光明、王纯亮等等,都可以说是贵州诗坛的中坚力量,或者是较为瞩目的新秀。有的甚至放在全国诗坛的大背景下考量,也并不逊色。可喜的,一些90后诗歌作者已经开始冒头,显示了一定的诗歌创作潜质。可以说,编选这本集子非常有意义:一方面无疑具有某种使命性,甚至可以说是记录某种历史的需要;另一方面,这本集子的诗歌品质毋庸置疑。

山魈之魂在乌蒙深山的每个皱褶深处游荡

苍苍莽莽的乌蒙山,每个皱褶,都孕育着无限诗情。在宁静的子夜捧读这本选集,我感到无处不在的山魈之魂在岩石丛林之间、在城乡的犄角旮旯里游动与吟啸。

纵观这本选集,就题材主旨而言,既有对自然、对生命、历史的真诚道白与浅唱低吟,又有对事物、对理趣、对经验的锐度切入与发幽探微;就表达方式而言,我认为诗歌与土地互相镶入、诗情与山风相互缠绕、客体与主体互相观照、自然与心性的互相印证,成为这本选集极具个性、特质、张力与场域的重要支撑,呈现出诗歌的多元化与包容性。其中不少是值得反复回味、诗意隽永的巧思佳构。

在这本选集中,陈绍陟无疑是一个重量级诗人,早在80年代,他就曾作为贵州实力诗人代表,被誉为贵州诗坛“金童”,几与作为“玉女”的唐亚平齐名,曾于1985年参加《诗刊》社第5届“青春诗会”,特别是作为贵州“高原诗派”代表人物,他不仅深深地影响到黔北诗歌的发展,对于影响和带动贵州诗歌冲出大山、推向全国诗界的前沿阵地,亦可谓功不可没。其入选文集的组诗《穿青人》,诗意丰沛,意境开阔,专注于客体与主体、自然与心性的互相观照与印证,既有追寻文化根脉的情结,又体现出回归自然的心灵顿悟,体现出对物我合一的趋同感。

厚嘴唇播着刀耕火种的故事

一个匍伏的民族,一代又一代

躯体上生长着五谷


一个泥土塑成的民族

生于泥土。活于泥土。死于泥土

连砂器清脆的响声和碎片也没有

五指耕刨大地

安埋岁月和自己

——《土人》

在诗人看来,这个民族是与自然万物相谐相生的,每一个生命的轮回,其实也是大自然轮回的一部分,因此,他的“躯体上生长着五谷”,他用“五指耕刨大地/安埋岁月和自己”,并以此获得新的生命,代代繁衍生息。这是一种何等超迈的情怀!

青年诗人徐源眼中的穿青人,其魂魄已与天地山川融为一体。在《草鞋陪嫁》一诗中,作者是这样表达的:

这些稻草来自二湾田  秋天以后

娘扛出这一二十年的日子  坐门口

一根一根地抽着它的心蕊

她要用这最细最精的料

为你编织一双细耳草鞋

带着美好  放在你出嫁时的箱底

素朴、真挚、细腻,这来自田野山川,来自大地深处的一根一根稻草织就的“草鞋”,不仅织进了娘的爱怜与对女儿未来美好生活的期许,也织进了泥土的芬芳,蛙鸣、鸟语,以及家乡万籁,体现出了天人物我合一之境,超然洒脱之情。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这个具有哲学意味的诘问,常常折磨着生活在现代钢筋混凝土世界里的诗人。从他们的艺术诉求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这种身份焦虑。于是,呈现在诗歌中的,一方面是对于根脉、对于乡土的追怀,另一方面是对于生存环境的困惑与忧虑。陈绍陟写于1988年的组诗《穿青人》,可以说对民族根脉的追怀,写出了“这一个”族群的历史文化特征。如“青青绑腿缠累山间流水/青青衣裙飘忽云勾花边/梳起三把秀发有杀天苗劲/腰系一条长带有媚地柔情”,将 “穿青女”的柔媚与大自然的飘忽妙曼融合一体。杨春明的组诗《寻找青族》,则从家史的角度切入,抒写了一个民族执着顽强、勇于向命运抗争的命运轨迹。“我开始寻找你/我要从根开始/从血清从姓氏从性别开始/从泥土从河流从山野开始”。诗人的寻找方式是独特的:“我戴上了面具/我踩着唱词和鼓点起舞/我选择这样一种方式和祖先对话”。而诗人寻找的结果是,“我看见着青衣的人们结绳造屋刀耕火种/看见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绿了山坡黄了田野/看见他们踩山的大脚穿着细耳草鞋在青石板上大步踏歌/看见了他们种桑采茶纺麻织纱在清澈的河/水里漂洗一青二白的长布/看见他们对歌打莲花落庆五显坛跪拜山魈”。与其说是对一个民族历史的寻觅,不如说是对先祖深邃邈远“创业史”的追怀、畅想、感恩与讴歌,流露着自豪的民族情怀。

而在房小可的眼里,高原,无疑是“血流不止”的伤口,令人爱恨交加。它荒凉、贫弱,如衣衫褴褛、没有血色的父亲,年年岁岁播种绝望,“时间在这里使陌生和隔阂变成神话”。组诗《高原印象》,是对生存环境的无奈与浩叹。

他们用尖锐的诗歌把大地的皮肤划伤

选集中的一些诗歌,大多直接切入生活,让情感直接滴入诗歌的内核,让直觉抵达生命的幽秘之境。

王家洋是个出道较早的诗人,早在八、九十年代,就已经有一些作品连续获得过全国性诗歌大赛奖。他不仅视诗歌如生命,且力图通过一些阵地,让贵州诗歌在全国发声。在九十年代他与朋友创办的诗歌民刊《大开发》,至今仍被许多人提起。目前他借助主编的《当代教育》这个平台,无论是在办刊上,还是通过举办的全省性的中小学和大学生作文竞赛,都培养了不少文学新人,殊为难能可贵。他的一些诗歌,意象诡奇,反射出一种冷峻而又热烈的光芒:“不要打开这盛满墨水的酒瓶/不要打开她!黑夜里/也有星辰/撑着我们/支撑着我们走完我们一生走不完的路/草叶上的露珠,那些夜的泪滴/也会被晨光,一一带走”(《不要打开这盛满墨水的酒瓶》)。其中有的超凡脱俗、远离尘埃,有一点“蝉诗”的味道,如《一滴露珠》、《怀念村庄》等。但他更多的诗歌,自自然然,酣畅率真,让表达技巧隐匿于激情之后,并往往以结尾出奇制胜,猛然攫住读者的心。《动物园里的鸟》一诗,看似写鸟,实则鸟人一体,结尾颇耐人寻味:“这些鸟,这些本该属于大自然的精灵/翅膀开始僵硬,甚至退化/却仍然保持着飞翔的姿式。而这些/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作为民营企业家与诗从双重身份的漠血,他的诗歌,试图在平实的生活中发拙出奇不意的诗意,“通常以一个事象为视点,像剥洋葱皮一样慢慢地剥取和展示,最后给读者的是你已经经过剥皮的过程早已得到的,它已经在你阅读诗歌的过程中完成了,而不是曲终奏雅”(王明贵:《诗歌现象构建的文学力量》)。

李枝能的诗,往往寓抒情于平实的描摩之中,如写高原题材的那些作品:“爷爷/你是高原上成熟的庄稼/风掀起我肥大的衣襟/轻轻地吹着”(《高原风》)。其中有的作品,相拙中见细腻、涌激情。《致母亲》一诗,可以体现出这种特色。

若非是近年来活跃在诗坛的一位青年诗人。他的组诗《乡村纪事》,以亲历者的视角、以叙事诗的笔调,记录了乡村诡异怪诞、神秘莫测的驱魔仪式,具有强烈的反讽意味和审美刺激的排它性与独特性。作为“泛90后”的诗歌新秀,若非的诗歌扎根于泥土与乡俗,不媚俗、不从流。同时,我发现他的诗歌偶有奇思妙想。所有这些,对诗歌新人来说,显得尤为重要。正因为如此,他的诗歌具有较强的张力——

一些风在我的身体上逗留,一些

奇怪的东西,在我的生命中离去

糖人已经走进消失的光阴里,我孤独的

火把,照得旧事一目了然

未来却无力可辨

此刻,我说不出梦想。诗句里

大堆大堆的格言,长出霉菌。“时光如流水”

我仅记住这句,顽固地抱着时间,远去

——《此刻》

从这个选集里,我感到青年诗人们有一个共通性,那就是思维比较活跃,视角也较为独特。应该说,他们是幸运的一代,他们借鉴汲取了当代相对较为成熟的诗歌营养,往往注重构思与表达的独到性与个体性,少走了前人走过的一些弯路,因而起点较高,艺术质地较好。80后诗人李光明在《一个叫黄家冲的村子细数蛙鸣》这首诗中,开头是这样写的:“一声童年的小铁钉丝丝作响/两声多年前的夏夜快活起来/三声初恋的笑声湿润而温暖/四声琐碎的日子镀上了亮色”。你看,仅仅用短短几句,就勾勒出了诗人与一个村庄的简史。在《看牛坡:一个微小的点》这首诗中,诗人通过对看牛坡上“一个微小的点”的细微观照,折射出了对故乡的疼痛与昵爱:“这些微小的点以不同的姓氏标注泪水/以相同的命运沙砾一样游离/一些点流落异乡像一枚枚币四下乱窜/一些点停顿下来与冰雹雨滴骄阳撞得头破血流”。

“个体”身份的沦丧、确认与皈依

对这片生存艰窘、沉寂荒凉而又孕育生机、充满希望的土地,诗人们的感情无疑是复杂的。这似乎是一场集体的情感轮回,都要重复着“膜拜—背弃—皈依”这样一种认知轮回与情感宿命。王纯亮的《乌蒙山》似乎表达出了具有共性的情感体验:“对这片土地,我有别样的爱/即使杂草丛生,依然千里明月/谁也无法模糊时光的快慢/但月光下我可以独自远行/紧紧握住一朵白云,守望中/又是一个开花满地的季节”。周春荣在《想象和一个民间女子过日子》一诗中这样写道:“关掉手机和满眼的灯红酒绿/我把想象从城市抻到乡下/踏着十二月的风雪回到山中/轻轻推开柴扉/我看到/一只狗亲切地伸了个懒腰/一位古典的民间女子/正用冬眠的荞子/在中世纪的石磨里定义生活”。这样的表达,正是这种情感轮回的共性特征。张品的《走出村庄》、《一只鸟在城市定居》,无疑也是这种复杂意绪的艺术外化。这种情感宿命,就像是李春雷“无力抵抗的那堵墙”那样,让人充满困惑,却又有关一定的必然性——尽管此墙非彼墙。进一步说,这种情感宿命,甚至常常让诗人感到人生价值的沦陷与自我“存在感”的沦丧,正如左安军在《时间之外》所写的那样:

没有一张床属于自己

没有一面镜子会记住你的所有形象

夜一瘸一拐地走进我的身体

直到梦把我赶出时间

醒来时我去参加自己的葬礼

然后独自一人回到地狱

无论故土多么贫瘠,无论生存多么艰窘,甚至“苦难比苦难还苦”,却依然无法割舍诗人们对于乡土的眷顾、对于生活的拳拳之忱:“但我依然爱这片土地,感谢她给了我生命/但我依然爱这片森林,感谢她给了我家庭/我渴望我的脚下能够长些小草,我渴望/我的身上能有些阳光,有些露水/哪怕只是斑斑点点地漏下一些,我也会贪婪地吸吮/小心地珍藏”(胡树彬:《这是一片森林》)。

与其他诗人相类似,80后诗人张富江的诗,也常常以乡土乡情为抒写圆心,同时也善于把笔触延伸到生活中的寻常事物。所不同的是,他有自己的捕捉方式和切入视点。他的诗,从外部切入,在内里结晶、开花,并出奇不意地让自己的“发现”陡然呈现,让人感到震撼:

冬天  写长长的信

顺便路过杀狗的后街

看血流成河  偶尔

也有没被宰杀的同类

嚎叫两声  然后冷静

将废弃的骨头啃了又啃

——《想起》        

闵云霄的诗歌,诗意绵密,富于节奏感、抒情性和叙事性。或许是远离故土、身在异乡,他的诗歌呈现出漂泊感与游疑情结,以及命运的无常。他试图通过打开乡村与城市之间的一个精神甬道,安放自己的灵魂,确认作为“个体”的身份。他的组诗《我们在城市中歌唱或穿行》,应该说就是这样一种意绪的描摩与现实的观照。

陈小江的诗,往往把视点投放到往往被人忽略的随处可见的寻常事物,如寡妇、光棍、凶案、旅馆等等,揭示出物欲横流现实社会的污浊与悖谬:“神已死,一切都是虚无/除了这幅丑陋的皮囊,我们都一无所有/杀人者隐姓埋名,娶妻生子”(《现实:假命题的悲伤》)。他的诗,看似随性、散淡,却涌动着情感的暗流,有时甚至认人感到猝不及防。

总之,在这本选集中,诗人们往往从不同的视角,把内在的主观性转化为外在客观性的叙述,把个人情思融入到生活的内核之中,诗歌与土地互相镶入,诗情与山风相互缭绕,使诗性空间得到一定深度的开掘与多维拓展,呈现了诗歌的集群力量。

高原皱褶深处高蹈的山魈之魂  文化习俗 纳雍 第1张


2015年1月于贵州安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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